以下是《中国展览业发展史》“新中国篇”的“第二章 应变与调整”中的第一节，反映展览业在“大跃进”中的变化。

1959年建成的北京农业展览馆

由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绩，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超额完成，发展经济急于求成的思想在中共党内蔓延。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缺乏深刻认识的情况下，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1959-1961年产生了“大跃进”运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而遭受严重挫折。为摆脱困难局面，国家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经过三年努力，国民经济走出谷底，全面好转。这一时期的经济贸易展览，先是受到“大跃进”影响，大量举办宣传经济发展的成果展；后在经济调整中恢复物资交流活动，积极发挥物资订货会的功能。广交会受到“大跃进”冲击，因货源短缺而致出口合同难以履约，造成不良影响。随着国民经济好转，广交会在1962年后再现活力。服务于国际贸易和外交工作的出入境展览，因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产生了新的变化。

 “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困境和带来的变化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15年赶超英国以及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号召“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大跃进”运动由此在全国开展起来。追求不切实际高指标的“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

1958年朝鲜国家领导人金日成参观秋季广交会

“大跃进”对于经贸展览的负面影响，集中反映在广交会上。1958年第4届广交会（秋季）签订的合同有2166件（货值达2455万美元）未能履约，境外客商对此反映强烈。为挽回影响，第5届广交会不得不优先处理上届合同违约事宜。通过采取重新签订新合同或给予经济赔偿措施，处理并履行了1803件合同（货值1961万美元）。在国内经济异常困难的环境中，从1958年的第5届至1961年的第11届广交会，陷入了货源短缺、客商减少、交易下滑的不利局面。但在中央及各地政府支持下克难而行，累计成交额达8.09亿美元。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广交会出口商品“重质先于重量”、“提高品质规格，挽回信誉”的指示，1960年的第7届广交会设立品质规格研究小组，由外贸部商品检验局、商业部、轻工部、化工部、纺织部派员组成，针对重点出口商品的质量及包装提出标准。在此届广交会上，专门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出口商品质量展览会，以供国内交易团参观学习。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再加连续三年发生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全国工农业生产下降，粮食供应紧张，物价上涨，非正常死亡人口增加，导致新中国在1959-1961年面临建国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编者注），针对国家外贸物资收购困难和外汇收支大额逆差的问题，中共中央于1961年8月发出《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党紧急动员起来，大抓增长节约、大抓收购、大抓出口和大抓调运，坚决完成外贸物资收购和出口计划。为保障出口物资生产，国家自1960年起在全国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出口生产工厂或车间。同时，扩大1957年实行的“以进养出”规模（通过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出口商品，包括贴牌生产—编者注）。这两条措施对于中国外贸经济以及广交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作用。其中的贴牌生产（当时称为定牌生产）成为改革开放后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的先导（“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补偿贸易，指国内生产商以产品偿付境外投资商提供的进口设备及其技术、厂房建设资金的贸易方式 —编者注）。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成效，广交会在1962年的第12届（秋季）摆脱困境，在货源增加、品类增多、回头客稳定的形势下，成交额达1.45亿美元，达至创办以来单届成交的最高水平。常来广交会的客商说：“又有生意可做了”。

为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大跃进”的成就，1959-1961年，反映经济领域建设成就的全国性、地方性展览增多。全国农业展览会（连续三届）、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连续两届）、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全国农具展览会、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先后在北京举办。上海、天津、沈阳、广州、南宁、南京、武汉、长沙、南昌、成都、西安、贵阳、重庆等地相继举办农业、工业、技术革新等主题的成果展览。不少展览直接服务于“大跃进”追求工农业高指标的技术推广工作。如1958年5月举办的广州番薯制品展览会，旨在推广番薯种植及加工。因番薯易种植且产量高，有助于农业产量“超纲要”（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简称为《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编者注）。而第一机械工业部于1959年2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机械工业土设备土办法展览会，则是全国性“大炼钢铁”运动中“土洋结合、土法上马、以土为主”发展工业指导思想下的产物。

1958年4-8月期间，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分别在武汉、广州、北京、天津参观了武汉地方工业产品展览会、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北京市小型机床工具展览和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其时，天津展会尚在布展阶段，但毛泽东坚持前往。毛泽东在1959年10月还参观了天津市街道工业展览会。毛泽东在参观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后，提出“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国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的观点。

“大跃进”时期的这些展览（除广交会之外）虽不具备贸易功能，但有着促进技术交流的作用。这些展览除中央部委主办外，许多是地方政府主办的。如1960年11月在拉萨举办的西藏地区生产建设成就展览，分为农牧、工业、汽车运输、公路、建筑、邮电、财贸（包括土特产和手工业）、文教、卫生、新技术和军事等十一个部分。这是西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展会。“大跃进”运动促使国内服务于经济建设尤其是工农业生产的展览兴办，参与主办展览的政府部门增多，主要是工业、农业、交通部门。举办展览的城市大量增加。

为适应办展需要，部分城市新建或改建展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建设项目是1957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定下来的。建设方案经周恩来亲自审定。该项目在1958年列为“建国十年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经九个月的紧张施工，展馆于1959年国庆节之前在北京市东三环北路落成。

其采用琉璃瓦屋顶、重檐、亭阁、柱廊、栏杆等中国宫殿和庭园的营造手法，时为中国自主设计的园林式大型展览场馆。1959-1961年期间，全国农业展览馆接待138个国家的1.4万多人，包括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柬埔寨王国亲王西哈努克等外国领导人参观。为提高接待能力，广交会在广州起义路再建陈列馆，于1959年的第6届（秋季）启用。此馆室内展览面积达3.46万平方米，比侨光路陈列馆扩大2倍多。上海在1959年设立的农业展览馆，是由虹桥虹桥路政府礼堂改建而成，展览面积3500平方米。辽宁工业展览馆1960年在沈阳竣工，这是东北地区首座专业展馆。其借鉴了苏式展馆的布局，但外观设计体现了中国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