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际学术界经常避开社区活动而更加青睐有影响力的大型活动，特别是奥运会、世界杯等顶级体育赛事，但自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社区活动（community events）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Brewster, 2020）。

作为一种社会动力，各式各样的社区活动为我们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社交和互动提供了空间，这对于那些处在离散状态中的大城市社区而言特别重要。换句话说，社区活动与美好生活建设息息相关。

《活动与社区》是我的活动三部曲的最后一本。在《活动与生活》中，我构建了活动观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框架，并从生命健康、家庭生活、职业发展等个人成长的9个维度，分析了活动对个人全面发展的影响。在《第四空间》中，我从打造微目的地的视角，构建了第四空间的基本框架，提出文化、社群和活动等是第四空间区别于第三空间的关键要素。《活动与社区》则将目光瞄向了社区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活动在社区治理、发展与服务中的特殊功能。本来计划用更多的时间来做准备，但2022年上海遭遇的这波疫情让我加快了写作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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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决定正式推进撰写工作时，我重新阅读了《街头的狂欢》（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互动仪式链》（Mutual Ritual Chains）、《村落效应》（The Village Effect）等书籍，对涂尔干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柯林斯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以及面对面活动在营造集体欢腾和激发情感能量中的作用有不少新的理解。

1.作为社交接触工具，活动为个体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今天，社会甚至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大。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有效的社交接触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幸福至关重要。苏珊·平克（Susan Pinker）在《村落效应》中提出，社交接触（face-to-face contact）能为我们提供三种社会支持，即可以及时获取重要信息的途径、物质上的援助以及改善我们的情绪、促进我们的健康。

作为最常见的社交接触方式之一，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样能发挥上述作用。因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而仪式、庆典或其它活动作为增长情谊、联系社群的重要方式，可以用来表达这种社会性（Ehrenreich, 2006）。

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社交接触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只有实时的、面对面的社交接触才有效。正如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反复强调的，微信只是一个工具，他希望微信让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交流变得更加高效，而不是被人们作为情感依赖和社交归属。

此外，每个人对社交接触的数量和类型的要求都不同，而活动可以覆盖一个人成长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活动能为我们提供的社会支持远远不至于平克所讲的信息途径、物质援助和情绪改善三个方面。

作为生活中的特殊时刻，活动超越了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Goldblatt, 2005），让我们的个人发展、家庭和社会生活更加充实和丰富多彩（王春雷，2010）。丰富多彩的活动总是在人们的生活中熠熠生辉，它们不仅能有助于个人定义生活的意义，而且能推动社会文化、社区、宗教和国家的发展（Bowdin & McPherson, 2006）。

2.在VUKA时代，更需要凝聚力建设

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是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潮之一，它以新集体主义作为哲学基础，是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群主义者强调国家、家庭和社区的价值，倡导社群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这些人为共同的目标而聚在一起，并同意那些支配着社群秩序的共同规则。

引用帕特南的话，就是“知识分子们纷纷站出来提倡社群主义，目的在于恢复小型、团结社会中才有的那种凝聚力”（Putnam, 2000）。我们提倡“社群主义”，倡导和践行活动观，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恢复团结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凝聚力。

自2019年底武汉出现新冠疫情后，中国人民同疫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活动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在促成行动、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人都还记得2020年1月27日晚发生在武汉的故事，当晚，武汉有无数小区的居民自发组织，一起高唱国歌和《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为武汉和自己加油。钟南山院士后来回忆，说疫情期间武汉居民齐唱国歌、高喊“武汉加油”的一幕让他十分难忘，“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中国人民从来都没有丧失信心！”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22年4月6日晚，一场灯光秀在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的某小区成功上演。随着一束束激光打在其中一栋居住楼的外墙上，墙上先后闪现“上海加油”、“青浦加油”、“致敬一线工作者”等文字，接着迎来了小区业主们的一片欢呼声，大家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唱祖国》。自制这场灯光秀的业主姓吴，是一位从事活动行业的舞台灯光师。因为被封控在家而且正好有灯光设备在手，所以他想通过制作一场激光灯光秀来向日夜辛劳的大白们致敬，没想到这个想法受到了业主们的积极响应，甚至小区居委会还愿意配合组织第二场。

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从中我们看到了活动对于重建社区和增强社群凝聚力的特殊作用。

在这个易变(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ty)、复杂(Complexity)和模糊(Ambiguity)并存的乌卡(VUCA)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深感未来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本身，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寻找和增强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构建共同体和恢复凝聚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观点，所谓共同体（communitias），简单地讲，就是在一个社群中，人们自然而然产生的爱与团结。而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为产生爱和团结提供了无数种可能。

3.美好生活建设，需要更多、更好的社区活动

国际活动管理教育的先行者——乔·哥德布莱特（Joe Goldblatt，2010）认为，“在美国，随着上世纪50年代传统家庭的崩溃，以及美国人的迁居习惯，为了与家人和朋友重新建立联系，婚礼、葬礼和团聚活动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这种观点并非无稽之谈。”我在哥德布莱特教授的观点基础上提出，庆祝、教育、营销、团聚和娱乐是特殊活动的五个基本目标之一。

社区是人最基本的生活场所，也为不同活动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2011年，我和妻子曾经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暂住一段时间，当时居住的地方是一个主要由国际学生学者构成的社区，叫Eagle Heights（老鹰高地）。除了图书馆，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er）。社区中心会不定期策划和组织涂鸦比赛、趣味运动会、跳蚤市场、社区管理意见征集等各种活动，特别是主题各异并蕴含了些许众筹思维的夸富宴（potlach），让人印象深刻。不同文化在各种活动中得到宣传、理解和交流，促进了社区多元文化的融合。

2021年8月-9月，由上海市长宁区北新泾街道办事处主办，由笔者所在的学院和长宁诺宝文化艺术服务中心联合承办了“北新泾街道社区美好生活创想节”，我们团队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全程智力支持（图1）。整个活动分为家庭亲子、健康养生、社区文明和智慧生活4个板块，旨在通过新创活动IP将AI融入居民生活，并与居民及周边商户共创美好社区，促进社区自治，探索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设的新路径。

在和居民的交流中，我们发现，主题鲜明、参与性强的活动深受居民喜爱，但也有不少社区活动在活动目标、参与对象、内容安排和形式创新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很多时候是为了办而办。

图1 为亲子朗读活动的优胜选手颁发证书

王雅林教授（2017）提出，创造美好生活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从生活的逻辑出发，实施广义的“社会供给侧”结构改革；二是发挥生活方式效应，包括提升人们营造和感受幸福生活氛围的能力，这样才能将美好生活的社会建构和每个人的自我建构有机统一起来。在社会生活中，经过精心策划的特殊活动往往能给参与者一种使命感，并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去实现共同的积极目标。Goldblatt（2010）将这个过程描述为“通过活动学（eventology）来取得的文化进步”。

通过举办上文提到的这些活动，可以让参与者意识到彼此在做同样的事，也在想同样的事，进而获得一种特殊的能量——情感能量（Durkheim,1861）。同样的道理，社区策划和组织活动就能让社区居民形成关于社区的共同关注焦点。例如，早在1936年，Fortes就研究了澳大利亚黄金海岸腹地的节庆仪式与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关系。

4.社区建设，呼唤更多专业活动管理人才加盟

从个体的角度看，各类特殊活动（special events）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除了关乎生老病死等人生的不同发展阶段，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活动特别是仪式都可以帮我们准备好走入另一种空间、时间和角色，这便是活动的转化功能（王春雷，2018）。从群体的角度看，一旦人们聚集在一起，就会有共有的体验强化的过程，涂尔干称之为“集体欢腾”，柯林斯给出的解释是激发了“情感能量”。

2022年3月-7月，一波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上海造成了巨大冲击。其中有近两个月，除了完成教学、科研等学校的正常工作，我一直在社区参加志愿者服务，也因此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社区公共事务，其间我对城市综合治理、基层管理与社区自治等有了更多直接感悟。我发现，很多时候，一项出发点很好的公共政策或决策得不到有效执行，是因为沟通不畅、无人率先参与等原因造成的。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包括线上），社区管理者可以更好地推进公共政策的执行。

另外，在这一波疫情防控中，尽管受疫情影响巨大，但很多会展和活动领域的朋友积极参与了社区志愿者服务，有些还参加了方舱医院建设的相关工作。大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观点：会展人在疫情防控和社区治理中能发挥特殊的作用。

我甚至在想，如果能推动街道和居委会的社区工作者掌握更多专业的活动管理知识、方法与工具，不管是对于疫情防控工作组织，还是调整居民情绪，这都将是大有裨益的。这种想法与我们团队在策划“北新泾街道社区美好生活创想节”时的感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便做个团购买菜的团长，也能把事情梳理得清清楚楚，做出一股浓厚的会展感。图2是一位做展览的朋友在朋友圈的分享： 

图2 一位会展人的“团长”心得

有学者基于社区调查结果，分析了目前许多社区的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例如，所策划和组织的活动没有与社区居民最关心的问题对接，社区活动的内容或形式对中青年居民吸引力不够，所选择的活动形式需要占用在职居民的上班时间，或者活动宣传不到位，等等（赵玉娟，2012）。此外，行政事务性工作挤占了本就不足的社区人力资源，而且社区开展活动的经费普遍不足。

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政府在人力、经费等方面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市场化的手段，整合内、外部资源，推进社区工作的创新。此时，专业的活动管理人才是具有优势的。

总之，围绕“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等问题，深入研究活动与社区工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社区活动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常用方法，是《活动与社区》的主要内容。全书分为“活动与社区工作”、“社区活动策划与组织”以及“活动与社区建设典型案例”3篇，其中，（此处省略300字）

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街头的狂欢》一书最后有一句话很经典。我微调了一下，作为本书引言的结束：在这个拥挤而广袤的星球，我们需要更多有甚至无意义的活动，去体会我们存在于当下的奇迹，并且好好庆祝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