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两年，确实，一线城市和主流二线城市均有成立以国企为背景的新型会展集团，目标是要做大、做强本地的会展经济，在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强强联手的加持之下、在疫情常态化和双循环背景下逆势而上、高歌猛进，不乏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增长。
与此同时，广大民营会展和旅游企业遇到很大的困难（根据安娜·卡列尼娜定律的延展：所有成功的会展企业都是相似的，所有遭遇困难和失败的企业却各有各的不同）。其实不仅仅是会展企业，广大的与in-person （肉身）社交和消费的行业都遇到了困难，泛会展旅游的商务会奖旅行社、会务公司、活动公司均面临业务缩水，员工转行（不是流失）、企业转型/转行的现状，中小旅行社关停并转均是常态。多年以后，这些转行的优秀员工肯定也不会再回到行业内。
上述两个场景可能确实是存在的，由此，感觉上形成一升一降两个鲜明的对比。这就是坊间所说的会展界的“国进民退”的现象。
前不久，看“会展Ben”发了一篇文章，是广州琶洲会展经济促进会秘书长吕刚先生写的名为“东浩兰生又出手；未来的博弈与合作发生在区域集团间？”的文章。文章的刊发，特别是作者对于“国进民退”以及民营会展企业的发展表示深切的担忧，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和楚有才的思考。尽管楚有才并不完全认同作者文末提出的几个论断，但是非常认同吕刚先生发表热点深度问题，特别是关心行业发展的情怀和见地。
楚有才在此浅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看起来的“国进民退”是假象，因为：首先，造成当前困难的原因不是国进民退的结果，疫情的发展也并是不国进民退的原因。当前的困难是习主席定义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家庭均不能置身事外，任何一家外表光鲜的企业和家庭，等到你深入的走进去的时候，也显然是困难重重——这就是安娜卡列尼拉定律，看到的成功和光鲜是一样的，但是问题却各有各的不同。我认为，受影响不分国界，没必要问谁受到了多大的困难和影响，也没有必要去哀叹，而是要看谁在面临艰难困苦之下不屈的意志和灵魂。中国经济四十余年的增长本质上是民族和家庭意志的结果。这也是我最近看热播的年代剧《功勋》的感想。
其次，关于发展民企的问题，《人民日报》经常发文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也相信国家今年大力反垄断不是反民企，提出共富并不是均富，因为历史不容倒退。尽管遇到一些困难，国家提出十四五期间需要打造会展经济促进双循环，更需要以民营为主体的更广泛的会展经济来繁荣市场。国有龙头会展集团的定位，在我看来主要还是以办好本省、本市的龙头会展品牌项目和政府职能的大会大展为主，在活力、创意、创新上还是需要千帆竞发的中小型和小微企业。正如中国也不能只有一个华为和腾讯，而是千帆竞发的小微个体的活力（腾讯云的“千帆”计划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所谓的国进民退在会展行业是不存在的，我们看到的只是表象。因为会展是一个高度分散的行业，客户的信任，策划以及运营需要几年和数十年的积累、沉淀。此外，在创意型领域，个人品牌、小微品牌比国有大型会展集团更有优势。
最后，从经济体制而言，我国已经形成了国有、民营、外企三足鼎立的经济结构，这是社会主义特色，是区别任何其他国家的特色，是经过数十年摸索出来的实践总结，不会改变。
国有经济（以国有企事业单位为主）承担政府职能（看得见的手）的延伸，欧美也很重视看得见的手，但是苦于没有国有健全的国有经济，看不见的手很难发挥作用，因此国有经济的职能是保住基本面、基本盘，保民生，保稳定，承担政府的价值主张，国有经济的运营和管理和激励制度是不一样的，需要大局观，不在乎一时之成败得失，而是在特殊时候特定阶段发挥其价值，激励制度有特殊的使命和价值。
民营经济的价值是创新的活力，是千帆竞发、万众创新的活力，是激活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是实现共富的新动能。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者精神在民营企业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有另一套激励逻辑和另一套使命和价值体系。
外企的价值是双循环的桥梁是新的管理理念和科技应用的试验田，是促进另外两种经济的催化剂和示范，好的经验可以直接拿来。
以上是理论解释，比较空洞，举一个形象的例子。
利比亚在打仗，华为需要派遣员工去危险的利比亚开拓市场，这个时候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发挥狼性文化，可以为公司牺牲自己，但是公司也不会亏代每一个为公司奉献的员工，可以通过相当可观的回报实现员工的价值，实现员工和企业的价值。同样是利比亚在打仗，这时候需要撤侨，中船集团接到政府指令，派员工去危险的利比亚，这时候靠的是国企的使命和担当，需要激发员工为国为民的价值和自豪感，实现员工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
再比如，在去年疫情期间，需要在10天内建设两座医院，中建三局协调能够保障这样的任务能完成，这也不是民企和外企能够完成，或者说完成的成本更高。危急关头，需要有牺牲和付出，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和成本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呢？和平时期，如果希望每个人都是创新的个体，那又怎么办呢？因此，每一种所有制度均有成本，发挥各自的价值。
最近看《功勋》，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总觉得这是说教，但是等到年纪渐长越发会感动。当然我也相信，我们不能靠道德说教每个人的牺牲和付出，在特定时期每个人都会激发出团结和牺牲精神，并发出使命感。虽然每个人均可以并发出使命感，但是不同的制度的实现成本是不一样的。
我还记得，1998年，长江发洪水，武汉岌岌可危，保卫长江大堤还是靠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实行责任制，包干到户，我们学校是内环内紧邻长江的唯一高校，也负责一段大堤。学校领导要求我们学生党员先上，凌晨四点上岗巡堤，就连平时上课总是迟到的同学也会定几个闹钟，生怕误了“大事”。尽管非党员也可能会去，但是党员先上是任何制度下最好最高效的安排。尽管每个人都会爱国，尽管每个人均会在《觉醒年代》觉醒，但是关键时刻一定是需要有人先醒，先去，这就是制度的优势。
国有会展集团无论是新型也好、老式也好，本质上还是以承担政府职能为主，做好城市的品牌展会。每个城市的国家级和省部级博览会、节庆、马拉松、元首峰会，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会展主体在承接，保障的是城市品牌、城市营销、国际形象，不以绝对盈利为目的。在其经营过程之中，其实没有想象之中的光鲜，需要你不计成本投入人力物力发挥人海战术的时候，该谁上？在审计的时候要接受政府要求的审计，在经营的时候又要按照市场规律，国企的领导某种程度上都有人格分裂和精神分裂。还是安娜卡列尼娜效应，看到的都是好的，背后却是各有各的难。
写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每个人、每个机构承担的使命和价值是不一样的，运营逻辑和制度设计是不一样的，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是谁的生意那就是谁的，每一个物种的基因和食物链是不一样的。所谓的与民争利可能也确实存在，在竞标的时候，确实会遇到国企。但是既然人家选择了国企，我们就没必要去竞标。那些外交级别出席的会议比拼的不是创意，而是安全、稳定，自然会选择领导指定的服务商。对于车企的发布会，小米的发布会，国企服务商会去竞标吗？即便竞标又有什么胜算呢？
所以，与民争利这种说法，在我看来也是过度担心的。在高度竞争比拼价格和服务的市场，也不是国企的主场。做大做强城市的会展产业，繁荣会展市场靠的是广大的主体。尽管每个城市有几个大型的国有会展集团主承办为数不多的国家级品牌标杆展会，但此展非彼展，此会非彼会。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产业，不同的政府展和国有企业担当不同的价值和使命。即便如此，这样的企业以及展会的数量也是少数，不是市场主体。尽管国企之间的强强联合更有竞争力，分享和协同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难题，一个企业之间不同部门的数据都不会分享，更何况跨企业呢？试问上海国际工博会项目组的招商招展资源会分享给武汉吗？企业和市场都是有边界的，这是理论也是实践证明的。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企业的资源更是有限的，做好一种事业必然选择牺牲放弃另一种类型的事业。诚然，每个企业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畅销书《第二曲线》《跨越鸿沟》《梯次增长》其实阐述的是同一个道理，不同的路径和解释。会展业的创新、创意、体验设计靠的还是激活广大的民营主体。
会展不仅需要吃苦耐劳，还需要企业家和创业精神，在每个十年进行聪明的抉择，寻找第二曲线，跨越增长鸿沟，实现梯次增长。因此，不是谁都适合做会展，会展也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能做好一个展，不见得能做好另一个展，能做好一个会不见得能复制另一个会，需要的是人的经营，是洞察，是热爱，是坚持。国有企业只有抓大放小，不存在国进民退。
尽管遇到困难，是的，要不怎么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呢？未来十年，人均GDP破2万美元，《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中央商务区“十四五”规划》分别与今年上半年和近日相继发布，虹桥、港珠澳大湾区即将是“宇宙中心”，根据历史经验，宇宙中心必将有宇宙级城市，宇宙增长极会诞生更大的增长机会。
回顾伦敦、东京、纽约这些城市在本国GDP的占比，北上广在本国的GDP占比距离国际城市、世界城市还有很大的差距。《水大鱼大,中国会展业的好戏还在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