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会议网 编辑整理】 2014年11月1-2日，由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由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和中信出版社协办的《经济解释》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本文作者、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思考经济问题时为什么总是想着美丽的女人？下面摘录张教授2日上午的讲话内容：

       当今年初《经济解释》的最后一卷完工时，同学们知道老人家搞了那么多年，改来改去的书分四卷的作品终于写完了。浙江大学的同学要举办《经济解释》的研讨会议，研讨老人家的经济思想。我感动：一个还没有谢世的经济学者的思想被汇集讨论在西方是罕见的。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六个月前我决定把《经济解释》的全四卷从头再修一次，然后合并为一巨册，好叫参与这次会议的朋友能把一本厚厚的书带回家，放在书架上勒碑志之。这次修改增加了两万字。作者自食其言，在卷一第九章加进了一幅自己一九七一年发明的、今天美国一些大学采而教之的几何图表。这图表的阐释今天变得远为深入，反映着四十三年来我在一门学问上的争取没有中断过。

　　这二○一四合订本的版面加大，字体缩小，厚达一千一百二十多页。事前我可没有想到把四卷一起重修，其难度高于四卷分开来修的四倍。为了赶及这次会议，最近两个月香港一家小型出版社只服侍我一个人，而北京那家庞大的可能被香港那边催得叫救命（一笑）。这里谨向中信的朋友致意。

　　合订本的封面由我亲自设计，因为那是献给去年谢世的老师阿尔钦的书————我知道老师会高兴我这样做。尤其是，我要把自己一九五六年摄得的一帧题为《窗》的作品放在封面。五十年前阿师很喜爱这作品，认为是代表着观察世界与追求真理，要把该作放在他当时写好、今天成为经典的《大学经济学》作为封面，可惜几番要求出版商皆不接纳，可能因为布面的书没有书套该作品印不上去。《窗》默默无言地在阿师办公室的墙挂了数十年。

　　际遇不同学问有别

　　当年没有阿尔钦教我，今天同学们不会读到这本《经济解释》。我写的经济学是老师喜欢的经济学。当年阿师还教了我一个做学问的重点，很少人知道。找题材写博士论文时我彷佛碰着铜墙铁壁，苦闷之极，跑去问阿师："博士论文要怎样写才对呀？"他回应："是你写自己的论文，不是我写，怎么要问我？"他显然要逼我走自己的路。我于是选写佃农理论，一章一章地交给他。他一路提点，细微精辟，八个月后该论文完稿时，我知道自己是有了一家之言了。阿师只说："我曾经对你说写该论文起码要用两年，你只用了八个月，没想到可以那么快。"

　　相比之下，不算一九八九写好的首两章，今天完工的《经济解释》写了十四年。《佃农》与《解释》是两部层面很不相同的作品。前者是学生习作，后者是一位老了的教授，经过数十年的艰苦耕耘，意图把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全面革新。是成是败是另一回事，我认为像《解释》那样的书，今后很多年也再没有人会尝试了。

　　是的，不管《解释》是好是坏，一个人要有很特别的际遇才写得出来。七岁时在广西逃难，在一条连纸张也没有的小村落过了一年的饥荒日子，在田野觅食，见惯了农民的操作。没有这经历后来《佃农理论》的第八章，阿尔钦认为是神来之作的，不可能写出来。这经历也协助了《解释》中的国家理论。二战后回到香港，读书不成，天天在街头巷尾跑，养成了观察市场现象的细节的习惯。后来到美国求学，遇到喜欢教我的高人比我知道的任何其他学生多。

　　经济学者的火花日子

　　昔日施蒂格勒及其他同事偶尔谈及一个现象：经济学者的创作历程很少有两个峰。科斯一九三七年发表《公司的性质》，一九六○发表《社会成本问题》，相距二十三年，是难得一见的例子。我一九六七写好《佃农》，一九八三发表《公司的合约性质》，相距十六年，也算是难得的了。今天回顾，当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时————刚发表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加上《公司》一文————已经走到自己创作的全盛期的尽头。发明专利的研究与石油工业的两本厚文稿，弄得自己实在累，脑子想不出有什么值得再拼搏的了。东山后来再起，是因为遇上中国的改革，无奇不有的现象天天有，很震撼，用中文下笔写了好些年，不断观察，脑子又再满是新思想。这样，从一九六七的《佃农》到二○一四的《解释》，相距四十七年，应该是个纪录了。

　　写文章任何人都可以写到很老，但满是火花的日子一般短暂。回顾历史，经济学者的思想顶峰期一般在五十岁左右。二○○七年我为科斯动笔写《中国的经济制度》，七十二岁，搏到尽，觉得宝刀未老，科斯大赞该文，我当然开心。二○○八年该文发表后，九月二十六日我发表《学术生涯的终结》，说严谨的学术论著我是不会再染指的了。无奈比我年长二十五岁的科斯认为我还是个青年，屡次要求我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施蒂格勒曾经说科斯是他认识的最顽固的人，半点也不假。科斯一百零二岁谢世前几个月，一些香港大学的朋友到芝加哥访问他，带回来的录影，我见到科斯说："史提芬还年轻，不是吗？"

　　共用品的突破给我鼓励

　　十二年前我写好书分三卷的《解释》时，因为事忙写得不称意。二○○八年为科斯写好《中国》，其中有两个成熟了的新思想要找机会放进旧版的《解释》。其一是在《中国》中有一节写《合约的一般概念》，从约束竞争的角度看产权与合约，显示着合约的一般理论只是再一步之遥。其二是我想通了为什么会有市场这个似浅实深的问题。其实这后者问题我是在写《中国》之前就想通了的：想了近二十年。我要找机会把这两个新而重要的发现写进旧版的《解释》。

　　二○○九年底动工修改《解释》，只打算小修，殊不知二○一○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四时，在床上我突然想到那历来被认为是深不可测的共用品，其正确分析浅得离奇：所有物品都有共用品的性质，问题只是出售者能否找到一些特质足以隔离不付费的使用者。我于是走到书桌坐下来，不到两个小时就写好共用品理论的全部，完整的，后来修改一下，把旧版《科学说需求》第七章第四节加长，变为第八章。在合订本中我加进如下的有趣观察：

　　"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让我拉着她的手一起招摇过市，不让你拉，老人家当然开心过瘾。无奈她的美貌你也可以看，属共用，我和她皆难以把你隔离而收费。然而，她的美貌价值传到我拉着的她的手，胜了一筹，请她进膳不会是汉堡包。这是隔离收费。说不定，明天该美人会拉着你的手，把我隔离而收你的费。这类现象在我们生活的社会无处无之，天天有。"

　　科斯曾经对我说，思考经济问题他老是想着马铃薯（内地称土豆）。我比他高明，思考经济问题我老是想着美丽的女人！

　　体力退化节奏可救

　　经济学的难题，尤其是大难题，找到了上佳的答案一定是浅的，浅得离奇。困难是这种近于神奇的浅答案不是拼命想就可以想得出来。你要假之以时日，久不久想一下，有时甚至在梦中想，然后有一天绝妙的浅答案会无端端地跑出来。要多观察世事，重视细节，但要持之以恒地想————不要强而攻之，要像天马行空地魂游四方，游到哪里就是哪里。反过来，浅问题则可强而攻之。

　　转到修改旧版的卷二时，不到该卷的三分之一我感到跟着的最好重写。自觉思想进入了一个虚无飘渺之境，想象力与判断力皆胜于昔日，只是短暂的记忆力是明显地退化了，而体力也容易累。写得很辛苦，每天平均只得四百字。但家中有空调，稍事休息容易，打字有助手，找资料有朋友，没有其他事项需要操心。在这有利的无所事事的环境下，我想出怎样调控自己的思想节奏。话虽如此，香港的萧满章知道，有好几次我认为能成功地把重写的《解释》写完的机会不大。

　　有解释力的经济学要多知世事，成熟的作品通常出现在三十岁之后，比数学、物理等为晚，而五十岁过后会开始走下坡了。我认识好些行内朋友思想能力在走下坡自己不知道。我重视自己的脑子机能是否退化了的原因，是六十七岁写好的《解释》初版，虽然因为事忙感到不称意，但不是那么差————不少朋友认为是我最重要的作品。小修旧版不会闯祸，但重写是另一回事了。脑子思考这回事，出现错乱的情况作者本人可能不知道。经济学者把自己的旧作修改坏了的例子不少。

　　七十三岁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科斯与蒙代尔读后皆以"强力"（powerful）一词形容该文，使我感到自己在创作上还有可为。年多后决定把《解释》大部分重写时，我很快地找到昔日自己的思想节奏。可能因为没有其他事项分心，我竟然能维持这节奏不变达三年多。这是我平生遇到的最长的一次了。

　　有节奏就思如泉涌，新意差不多天天有，很琐碎的。我的习惯是让这些琐碎新意自动飘浮，因为经验说合得来的会自动凝聚，合不来的会自动消失。有几次要停笔一段时日，也有时跳一章，先写后一章再回头写前一章。奇怪是琐碎的新意实在多，好些让自己感到惊喜。每节写好后，让一位同学放到网上去，看看读者及一些行家朋友的反应。他们不断地拍掌是鼓励，这里我一起表达谢意。